伊朗权贵:感谢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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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凌晨1点,在巴格达国际机场爆炸的美军火箭弹,更新了战争新模式——通过高精度定点清除领导人,代替深入领土的军事消耗战,“人民”不再卷入战争了。

这枚火箭弹也将中国舆论炸成了两极。

支持美国的网友在朋友圈分享“特朗普声明全文”,向友人们科普着苏莱曼尼血迹斑斑的邪恶史,为“屠夫被正义之神就地正法”拍手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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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者声音明显更大,“反对美国国家恐怖主义”“苏莱曼尼是反美英雄”“美国双重标准”……似曾相识的评论再度汹涌。

媒体则大篇幅报道来自中东街头的反美抗议声,梳理伊朗各种强硬报复之举。

然而,所有媒体报道中,似乎少了对伊朗国内局势的分析——这才是决定事件走向的基本盘。

1 危 机 之 国

在苏莱曼尼被炸得粉身碎骨,剩下那枚硕大的标志性戒指示人前,他的国家早陷入重重危机——人民生活困苦、腐败横行、谎言与恐惧充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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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一个月前,伊朗人还因为燃油涨价走上街头,路透社引述伊朗匿名官员消息,称哈梅内伊“不惜一切制止他们”的镇压命令导致1500人丧生,伊朗官方没有正面回应报道。

这些年,类似抗议不止一次了。

而一个很少被人观察的角度是,诉诸民族主义有利于化解上述矛盾,普利策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多年前曾写道:

“我报道过其它一些专制国家垮台之前的情况,伊朗给我的感觉与此相似 。我猜想这套体制的灭亡只是时间的问题,除非伊朗与西方之间爆发战争,导火索或许就是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我感觉,那将引发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挽救诸位阿亚图拉于危难之中。”

纪思道预测错了起因,却勾勒出了事件的基本逻辑线——内困源于体制腐败和外部制裁,诉诸民族情绪部分化解内困,但又进一步导致制裁和经济困难。

哈梅内伊曾对数十名最具影响力的伊朗领导人、神职人员、将领发表演讲,敦促他们关注穷人和公义,均分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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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脑袋不能决定屁股。

苏莱曼尼遇刺后,财新“世界说”刊文——《伊朗遇刺二号人物背后的革命卫队:以真主之名发财》,伊朗革命卫队不完全是军事组织,它还是全球少数几个公开经商的军队,控制伊朗经济命脉——石油、天然气、基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中东问题专家塔克伊曾说:这是个庞大的商业垄断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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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卫队创办的戈尔博集团总能获得大合同;从国有银行获得充足资金,还不用缴税;动用政治力量逃避国家审计局监督;动用国家力量让已经获得二代手机网络合同的土耳其公司退出伊朗。

“革命卫队对经济领域的无限制干涉,扭曲了伊朗正常的市场秩序,不仅使许多私立部门和服务部门边缘化,还使外国资本无法顺利的进入伊朗市场……实质上阻碍了伊朗的改革。看来,军队经不经商,关乎到伊朗未来的走向。”

和民间抢蛋糕的不仅是军队,政界腐败同样不绝于耳。

被视为哈梅内伊接班人之一,主导对美保守政策的拉里贾尼兄弟就深陷腐败丑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萨迪克•拉里贾尼财富至少有3亿美元。曾有议会成员质问他为什么有63个银行账户,然而险些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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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萨迪克·拉里贾尼还被确立为伊朗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主掌国内法律大权和发展大计。

同样腐败的,还有已经被判刑的伊朗前副总统穆罕默德·礼萨·拉希米。

2 用 脚 投 票

大量高官“身在曹营心在汉”,在伊朗也不是什么秘密,他们一面高喊领袖万岁,一面把子女纷纷送出国,美媒NBC曾报道,2018年12月,有被拘留在伊朗的美国人家庭提供给特朗普政府一份在美国的伊朗人名单,称他们是伊朗高级官员的孩子或亲属,要求特朗普政府拒绝向伊朗政府高级官员的子女提供签证,不过,白宫未采取行动。

官员们通常比较低调,但阻挡不了高调的子女们,尽管伊朗经常封锁网络,但普通百姓还是经常从社交媒体看见他们奢华生活的照片,鄙视地称他们为aghazadehs(权贵第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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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时报》记者写道:

“20来岁的年轻人招摇过市,炫耀价值1000美元的爱马仕凉鞋和首都豪华住宅游泳池。而在城市的另一端,绝望的贫民为养活家人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肾。”

居住在纽约的伊朗新闻记者阿米尔·阿迈迪·阿里安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则说:

“伊朗人看到当权者的家庭成员在世界各地的海滩饮酒作乐的景象,但他们的女儿却因为头巾滑落被逮捕,自己的儿子因购买酒类被监禁。”

甚至,连哈梅内伊本人也无法避免传闻。2013年,中新社引述英国媒体的报道称,哈梅内伊控制着一个资产约950亿美元的“商业帝国”,这一数字超过伊朗当前的年度石油出口额。路透社亦同步刊发了此一报道。

在另一边,伊朗普通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呢?特朗普上台后,美伊关系再次交恶,全球媒体对制裁下的伊朗人多有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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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2018年的报道写道,当时伊朗货币贬值一半以上,食品价格大幅上涨,一位中年伊朗妇女买了一把生菜和一颗卷心菜,她边结账边骂道:

“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和加拿大,却让我们过得一天比一天穷。”

2019年2月,财新“世界说”公号刊文《美国制裁下,伊朗中产阶级的惨淡生活》,详细分析了汇率崩盘对伊朗不同阶层的影响:富人资产和收入来源集中在海外,受汇率波动影响较小;穷人因为较少购买进口产品,必需品又大多有政府补贴,生活水平仍在可接受范围;最惨的是伊朗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几乎没有海外资产,又有购买进口产品和出国留学旅游的需求,数百万中产阶级的财富在一夜之间缩水。

“中产阶级一直是伊朗现任总统鲁哈尼的有力支持者。相比于固执守旧的保守派和宗教人士,他们更寄希望于这位致力于和西方改善关系的温和派总统。”

探究一个人的真实想法,别看他说了什么,要看他用脚投的什么票。研究伊朗问题的知名公众号“伊朗事务研究动态”引用统计数据,分析了伊朗人才流失现象——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移民人数每年最多达5万人;革命之后,伊朗人口总量增长了两倍,但移民率却惊人地增长了14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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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统计报告显示,在面临人才流失的91个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中,伊朗人才流失率位居第一。每年约15到18万伊朗知识分子离开祖国。至2009年,约25万伊朗工程师和医生、17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伊朗人居住在美国,约有300万到500万伊朗人分散在世界各地。

年轻一代的倾向更为明显,2016年3月,高校伊斯兰协会对德黑兰大学232名学生进行了采访调查,约64%的学生考虑过未来将以任何方式离开伊朗,仅有14%的学生表明自己没想过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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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流失,源于失业率居高不下,也源于普遍的腐败和不公平竞争,《2018年腐败观感指数》显示,在175个参评国家中,伊朗排名第138位。

2013年伊朗大选,国家电视台安排直播节目——让路人们坐进椅子,问如果是总统的话会做什么,就在路人纷纷坐下说出“为人民工作”时,一名年轻女性抓住麦克风说:

“这节目是在胡说八道。那些真正坐进这把椅子的人只会利用职权中饱私囊。”

节目迅速中断,插进了一则广告……

长期受到保守派排挤的前总统哈塔米则说:年轻一代和中产阶级已经彻底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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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失望不仅仅针对政府,在2018年的抗议浪潮中,一名穿着牛仔裤、戴着粉红色头巾的年轻女士尖叫道:“哈梅内伊去死。”金融时报就此评论称:

“对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谩骂突显伊朗最新抗议活动的不同寻常;这一次,抗议者也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

政治笑话,是消解苦闷与瓦解权威的艺术形式,面对苦难的生活,伊朗人民也活成了段子手:

总统大选时,他们说,邀请叙利亚人也来投票吧,毕竟我们的总统将是你们的财政部长!

面对反复宣讲“陈腐道理”的当权者,伊朗街头出现了新的涂鸦形式,把显而易见的事讥讽地说成金玉良言:

“小巴比大巴小!——阿亚图拉霍梅尼。”

3 复 杂 伊 朗

当然,伊朗是复杂的。

一方面,新兴阶层、年轻女性向往西方式的生活,德黑兰大街小巷纷纷涌现出山寨的“马当劳”,在众多伊朗游记中,私下里饮酒、恋爱甚至吸毒者并不少,但同时,他们也反感美国“霸权”“制裁”带来的生活困局,除了把眼前的问题归结为普遍的腐败,也归结为领袖对美政策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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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老一辈、穷人们、农民、教育程度低的工人普遍拥戴宗教领袖,极端仇恨美国。

描述40年前那场人质危机的奥斯卡获奖影片《逃离德黑兰》,最能反映这种矛盾,开场一幕,一群愤怒失控的伊朗人包围美国大使馆,试图闯入施暴,而另一些伊朗人,正在使馆里焦虑不安地等着他们的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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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政者层面,既要安抚保守派,维护社会基本盘,又要进行适当改革,维持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2018年伊朗爆发大规模抗议时,《人民日报》旗下的侠客岛曾分析道,伊朗不具备革命的条件,但是——“经济形势依然糟糕,而人民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还将持续考验着当权者的能力与良心。这一点,必须重视。”

或许,正因为这样的基本考量,造成伊朗处理当前局势的两难——打很难打赢,习惯了几十年荣华富贵的革命卫队还能一战么;不打,似乎无法给伊朗社会以及什叶派小兄弟们以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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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军事评论员、“局座”张召忠分析道:

“伊朗信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苏莱曼尼事件不会引发世界大战,中低强度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发生的概率会增加。”

当前最新信息也在印证这种两难——伊朗宣布不再遵守核协议任何承诺,但《金融时报》分析道,伊朗并未完全退出,而是表示将继续与监督该协议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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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国际问题评论者、前《东方早报》副主编陈季冰也观察到了这一现象——从这两天伊朗领导人与各大国频繁的电话外交以及四处派遣特别使节的行动来看,它目前似乎仍然希望停留在赢得外交同情的阶段。想来这件事情对伊朗政权来说有些猝不及防,它内部对下一步如何反应,显然也有激烈的分歧。

“对永远心高气傲的波斯人来说,悄悄咽下这口气是很难的。然而稍有些头脑的人也都知道,猛烈报复的后果又是凶多吉少的。伊朗的神权政治内部本已危机四伏,可以说政权岌岌可危,很难再经受任何重大的外部打击。这些都意味着伊朗的行动空间非常有限。”

此时此刻,神权统治下诞生的伊朗特权阶层们,当然要追随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号召,谴责暴行,为国家失去英雄而痛哭;同时,他们也忧心忡忡地评估着对政权的冲击;当然,也有“积极的信号”,反美英雄之死未必不是维系统治的契机,诚如BBC在报道此事时的述评:

“伊朗当局希望对苏莱曼尼将军的举国哀悼及其烈士地位会让国家空前团结。”

只是如今,伊朗的民气可用乎?